通過調查數據，展示了我國不同區域、不同層級的城市中，義務教育階段擇校的基本信息，從這些信息中，我們可以進一步得出兩個主要的結論：

　　1.個體“擇校”行為的累積產生了社會的“負外部性”

　　“擇校”作為學生從分配的教育機會中逃離，重新尋找新的教育機會的機制，提高了選擇者個人的效益，但這種個體行為的累積，卻產生了不好的社會效果：社會群體間的分隔，這背離了義務教育的核心價值。這是個體選擇行為導致社會代價的最突出表現，經濟學中將其稱為“負外部性”。“擇校”雖然也要付出一定的經濟和心理成本，但調查顯示對“擇校”成本敏感的家長非常少，而收益卻非常明顯，這個收益既包括子女學習成績的提高，也包括優質學校學生特質累積產生的、有益于成長的學校環境和交往環境，這些足以補償擇校“成本”。

　　2.擇校集中體現了公共問題利益沖突、主張分散的特征

　　從狹義的角度看，“擇校”是個典型的教育問題，更具體一點，是個招生方式的爭論。然而，由于它和公眾利益休戚相關，“擇校”問題逐漸超越教育范疇，成為社會公共政策問題，它所承載的價值也變得日益多元化。

　　利益沖突。將“擇校”機制納入招生程序并不具備“帕累托最優”的特質。“選擇者”獲得的收益，如更友好的校園社會環境、更優質的教育、更佳的交往同伴，往往使得非選擇者的受教育狀況更差，如低社會聲譽、教師士氣低落、低期望值、不良伙伴等。

　　主張分散。在不同利益的激勵下，家長的主張也呈現高度分散的狀態，主張“選擇”和主張“分配”的家長幾乎同樣多，根本無法發現其中的“交集”。政府和家長之間的利益差異也日益明顯，政府基于創新人才培養需要，積極推動招生制度改革，而家長，尤其是地級城市的家長，卻有著強烈的對考試的偏好。

　　3.治理“擇校”是三種不同立場間的權衡

　　在“擇校”問題上，有三個利益主體，分別是學校、家長和政府，它們各自有自己的立場和利益。學校往往被認為和政府的立場是一致的，其實，我國教育界有強烈的“得天下英才而育之”式的“精英教育”傾向，義務教育“普遍、同一、免費”的價值觀，雖通過全民動員式的義務教育普及方式引入我國，并沒有浸透到學校教育教學的方方面面，義務教育價值體系要成為教育機構內在的信仰，還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的“內化”過程。政府的立場是站在社會整體利益的角度，維護教育機會的公平和社會各個群體間的融合，而家長則天然地只考慮自己子女在未來世界里的競爭性品質的形成，因此，政府的均衡化訴求與家長的競爭性努力是存在矛盾的。治理擇校，便成了在三種不同立場間的權衡。

　　下一篇：擇�，F象調查：專家的“次優”政策建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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