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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不過，近年來出現的變化則是：人們對幸福的看法和定義不同了。

　　如今，光是幸福還不夠，你得更幸福。

　　美國夢以及對幸福的追求已經從“尋求大致滿足”變異為“你必須任何時候、各個方面都幸福”。

　　“我幸福，”格雷琴·魯賓在暢銷書《幸福工程》中寫道：“但我還應該更幸福。”這種追尋已經風靡全美，變成一場舉國運動。

　　那她到底應該幸福到什么程度？魯賓也不確定。

　　聽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況完全一樣：擁有絕佳的父母，“高大、黝黑、英俊”（并富有）的丈夫，兩個健康可愛的孩子，一大幫朋友，在上東區買了豪宅，耶魯大學法學學位和成功的自由撰稿事業……

　　盡管如此，魯賓仍不滿意，“似乎缺了點什么”。

　　為了消解“憂郁、不安、低落和四散的內疚”，她開始了一段“幸福旅程”：列出行動清單，每周一買3本新雜志，不斷收拾衣櫥。

　　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后，魯賓承認她仍在掙扎。她寫道：“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我讓自己更不幸福了。”接著她揭示了所謂“成年的奧秘”之一：“幸福并不總讓你感到幸福。”

　　現代社會學研究支持了她的說法。

　　“幸福作為生活的副產品，是很棒的一個東西，”斯沃斯莫爾學院社會學教授巴里·施瓦茲說，“但把幸福作為目標來追求，只會導致災難。”

　　而現代很多父母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著這個目標，卻適得其反。

　　我和同事由此開始懷疑：會不會是父母在孩子小時過于保護他們，避免讓他們不幸福，才剝奪了他們成年后的幸福感呢？

　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精神病醫生保羅·波恩說，答案可能是肯定的。

　　在臨床實踐中，波恩發現很多父母會盡一切可能避免孩子體驗到哪怕一丁點的不適、焦慮或者失望。當孩子長大，面對正常的挫折，就以為事情嚴重出錯了。

　　他說：當學步兒在公園里被石頭絆到，剛剛倒地，還沒來得及哭呢，一些父母就會飛撲過來，抱起孩子，開始安慰。這事實上剝奪了孩子的安全感——不僅在游樂場，而且在生活中。

　　如果你不讓孩子體驗那剎那間的困惑，給她一點時間，讓她明白發生了什么（“噢，我跌倒了”），讓她先把握跌倒的挫折感，并且試圖自己爬起來，她就不會知道難受是什么感覺，以后在生活中遇到麻煩時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。

　　這些孩子上大學時，會因為最小的麻煩發短信給父母求救，而不會自己找辦法解決問題。

　　假如，當孩子被石頭絆倒，父母允許她自己恢復一秒鐘，再去安撫她的話，孩子就學習到：“剛才有一秒鐘挺嚇人的，但我現在沒事兒了。如果有不快的事情發生，我能自己擺平。”

　　波恩說，多數情況下，孩子會自己應付得很好，但很多父母永遠弄不懂這一點，因為他們忙于在孩子不需要保護時過早伸出援手。

　　這讓我回憶起自己當兒子在沙坑里摔倒時一個箭步沖上前。

　　回憶起兒子四歲時，我一個朋友死于癌癥，我當時第一想法是：不能告訴他。畢竟他都不知道她病了（有次他注意到她戴著頂頭巾，問我她是不是正統派猶太教徒，我膽怯地說“不是，她就是喜歡頭巾”。）

　　我知道他可能會注意到我們不再去探望她了，但我讀過的所有育兒書都說，得知親友的死訊對于孩子來說太可怕了，所以，在不說謊的情況下（我們這些明理的、體貼的家長可不能對孩子撒謊啊），我只好給這個不幸的消息裹上一層保護衣，同時知道這層保護衣擋不住兒子那折磨人的“為什么”。

　　最終，我把真相告訴了兒子。他問了很多問題，但并未因為震驚而昏倒。

　　總之，用波恩的話說，我對兒子的信任讓他更加信任我，并最終更有安全感。

　　▲通過告知他這件事，我傳達了一個信息：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傷和焦慮，而我會在一旁幫助他度過難關。

　　▲如果不告訴他，則傳達了另外一種信息：我覺得他處理不了難受。而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隱含的方式向孩子傳達的信息。

　　哈佛大學講師、兒童心理學家丹·肯德隆表示，如果孩子不曾體驗痛苦的感覺，就無法發展“心理上的免疫力”。

　　“這就像身體免疫系統發育的過程，”他解釋說，“你得讓孩子接觸病原體，不然身體不知如何應對進攻。孩子也需要接觸挫折、失敗和掙扎。

　　我認識這樣的父母：一旦孩子沒有入選棒球隊或者在全校演出里獲得角色，他們就給學校打電話抱怨。

　　還有一個孩子，說他不喜歡跟他一起乘車上學的另外一個孩子，而父母沒有讓孩子學會如何容忍他人，卻干脆親自開車送孩子上學。

　　這些孩子直到青春期都沒有體驗過任何困苦。所謂文明，就是學會適應不夠完美的情況，但父母常常遇到不快即刻出手，為孩子鋪平道路。”

　　洛杉磯臨床心理師溫迪·莫格爾，10年前出版了《放下孩子》一書后，成為美國多所學校的顧問。

　　她告訴我，過去幾年間，大學招生部主任們匯報，現在“茶杯”式新生越來越多———他們是如此脆弱，稍稍碰壁，就有可能碎掉。“

　　父母出于好意，在其整個童年期替他們消化掉了所有的憂慮，”莫格爾評論說，“結果他們長大后不知如何面對挫折。”